自大华皇朝末年，一直到革命成功之后，虽然政权屡经更迭，但是法学界的要人们一直坚持司法独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理念甚至也得到了大华皇朝遗老遗少们的认同，像乔行简这样比较开明的知识群体主动引进了西方司法独立的理念并倡导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
大华皇朝覆灭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司法部，将司法与行政独立开，成立审判厅，进行合议审判制度。
联合政府成立后，卢林也曾经对司法独立有过深刻的描述，“何谓司法独立？普通行政；不得侵犯司法行政；司法行政不得侵犯司法之谓也。故司法行政官；非但不能干涉司法官之拟律；并不得分担其拟律之责任；此司法独立之精神也。”
但是自从戴国瑛上台之后。姚氏兄弟媚上得志，张直更是不遗余力地溜须拍马，竟然提出了司法党化，认为如果革命党不掌握司法大权，便不能进行司法革命，让有法律知识和经验的党员担任法官，能使司法听党指挥，这是司法人员的革命，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司法官。
当时的司法部长是刘安民。受过西方教育的他奉行司法独立的理念，法官理应是独立的，加不加入党派都应该听凭自由。岂有必须加入革命党之理？虽然自己也是革命党人，但他将张直的话斥为歪理邪说，甚至连回应都不屑。
却没有想到张直的话却甚得戴国瑛的欢心，竟然将未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张直直接任命为司法部副部长，这一举动自然让以刘安民为首的法学家大为抵触。刘安民也是一时意气，以辞去司法部长相要挟，谁想到竟然正中戴国瑛下怀，顺水推舟地准了他的辞呈，气得他只好去学校教书。
随着刘安民的出走，一大批法学精英人士也闹别扭纷纷离开华夏司法界。张直自然也安排了大批不懂法律的党员进入司法界担任检察官和法官。
全面掌握了司法部后，张直立刻着手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全面深刻地从理论上论述了司法党化。他认为在以党治国这一大原则统治下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视作家常便饭。
他最有名的言论是“司法是国家生存之保障社会秩序之前卫，如果不把它党化了，换言之，如果尚容许旧社会意识偷藏潜伏于自己司法系统当中。那就无异容许敌方遣派奸细加入自己卫队的营幕里”。
他的言论为司法党化正名，振振有词地驳斥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待到这一批法学要人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无权无势，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呼喊上几声，根本无力回天。
华夏毕竟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西方的民主观念并没有真正的全盘接受，对于司法独立也没有什么概念，对于司法党化，民众并不觉得不能接受，也没闹出什么大风波。
随着司法党化的顺利推进，华夏的司法制度的建设终于出现了大转折，由过去对司法独立和超党派原则的倡导，转向公开地将司法纳入革命党的领导之下。
张直设立了特刑庭，此法庭属独立机关，不隶属法院。特刑庭在行政上直接受司法部管辖，人事由该部提请任免，其审判员、书记官大多向高等法院调用兼任。庭长一般为专任，但也有例外。
特刑庭的检察官，也常就是法院的检察官。除了中央特刑庭，还有设在各省的地方特刑庭。
与一般法院不同，特刑庭不是独立审判，它受革命党同级党部的监督。革命党省党部对本省特刑庭的审判有异议时，可向中央特刑庭提出非常上诉。特刑庭审判结果，最终由党务机关核定。中央党部和联合政府也有权直接插手中央特刑庭的审判。特刑庭案件的被告人无权聘律师为自己辩护，也无权上诉。
特刑庭的设立无疑是完全违背了法治精神，扩大了革命党的权力，为革命党以“反革命”的名义清除异己创造了便利，作为资深的革命党人乔霏没有立场反对，但是作为受过法学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她知道司法党化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在短时间内能让革命党的势力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但却加速了联合政府走向混乱和衰败。
“司法党化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想要一夕之间争取司法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乔霏坚定地说，她了解刘安民的想法，他刚刚被戴国瑛拔擢为最高法院院长，心中跃跃欲试，大有舍得一身剐，也要把张直拉下马的志气。
刘安民毕竟是个学者，没有政治斗争的敏感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戴国瑛拔擢为最高法院院长，背后隐藏着是什么样的暗潮汹涌。
如果不是想着要剪出姚家的势力，戴国瑛又怎么会让刘安民做了这个最高法院院长？他指望着刘安民和张直互掐，但却不想刘安民削弱他的统治势力。
所以她担心的就是刘安民新官上任三把火，傻乎乎地喊什么司法独立，把戴国瑛这个靠山给得罪了，今后的一切就免谈了。
“那依你之见？”蒋子敬有些好奇。
“徐徐图之，如今司法界全是张直的人，革命党涉入司法太深，如果刘院长一上台就高喊司法独立，恐怕会引来大批反对，到时候我们的改革便更是寸步难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一步一步来，先不提司法独立，倒是可以先从特刑庭下手。”她略一思忖，觉得特刑庭实在是个大毒瘤，但是目前也只有特刑庭最好下手。
无论是中央特刑庭还是地方特刑庭都与党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党部的工具，把持这些特刑庭的人自然都是张直的人，此刻向戴国瑛提出取消特刑庭，无疑会正中他的下怀，剪除了特刑庭，无疑是断了张直一条手臂，对姚氏一系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她与蒋子敬不同，大部分考虑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虽然不纯粹，却是最直接有效的。
“何止是特刑庭，整个制度都应该改，”蒋子敬厌恶地说，他早在留学之前就抱着一腔热情加入了革命党，却没想到如今的革命党变成了这样，“检察官和法官都必须是革命党员，无论是通过考试还是审查，都必须考察党义，这是什么道理？法官轮训所又是什么道理？所谓的人民陪审制度，必须是党员才可以成为陪审员又是什么道理？法官不独立，司法是绝不可能独立的！”
“自然都要改，但是积弊已久，岂可一蹴而就？饭总要一口一口吃，司法党化中最可恶的莫过于特刑庭，你说是不是？我们先争取取消特刑庭，之后再是法官轮训所，如此循序渐进，方才妥当。”
那个让蒋子敬深恶痛绝的司法部法官轮训所，除对考取法官训练外，同时也对检察官进行训练。该所也曾把从事党务工作原无法官资格的人，由党部保送到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即取得法官资格，分发各省以候补任用。最重要的是这个轮训所的所长原是姚氏兄弟门下，自然也是张直的换帖兄弟，如此一来等于全国的法官几乎都要出自姚氏门下。
蒋子敬不语，乔霏心下也有些了然，今日恐怕不是偶遇，是他根据刘安民的意思特地来寻她的，她是资深革命党人，在革命党内有势力有威信，颇受戴国瑛的信任，同时也受过美国专业的法学教育，在法治理念上和他们志同道合，所以是他们争取的对象。
对于乔霏来说，眼下的确是司法改革最好的时机，戴国瑛正对张直不满，他们可以利用剪除张直势力的机会，顺利成章地完成改革，只要在大原则上不触怒戴国瑛，他一定是支持这项改革的，否则也不会起用张直的死对头刘安民。
第二百七十八章 捉摸不透
对于乔霏来说，司法独立只是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弱化以党治国的原则，否则在革命党党治条件下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目前正可以借助戴国瑛对姚家的忌惮，削弱革命党对司法的干涉。
张直在司法部的手伸得太长了，在审判实践中，党部还可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也可以直接对司法部和法院下达命令，把持党务的姚氏兄弟等于将三大分支之一的司法分支牢牢掌控在手中，对于与他们政见不同的异己，可以随意的逮捕审讯判刑，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革命党怕是要沦为他们的姚家党了。
戴国瑛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意借刘安民这把刀剪除姚氏在司法界的势力。
看透了戴国瑛想法的乔霏自然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虽然她不希望姚家这么快就倒台，但是能够以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弱化姚家的权势，却是她喜闻乐见的。
蒋子敬与刘安民的情谊极深，两人虽然算不得师徒，但是刘安民爱才心切，当年蒋子敬在国外生活拮据，多蒙刘安民接济照顾，就连他在国内的父母去世，也是刘安民派人料理的，回国之后他能在司法界迅速站稳脚跟，也亏了刘安民的提携，这份知遇之恩，哪怕是衔草结环都无以为报，自然甘为其马前卒了。
蒋子敬的确是受刘安民之命与乔霏联系的，把从乔霏的意思告于刘安民知晓，两人一时之间相顾无言。
“不如我亲自登门拜访沈夫人？”刘安民沉吟片刻，说起来他与乔霏并不熟，也猜不透她话中的真假。
“怕是不妥，她说这件事牵连甚广，牵一发而动司法部全身。您身为长辈亲去拜访她这样一个晚辈，若是被人探知，不免要说我们是结党谋私，何况她是二姚的外甥女儿，这面上怕是有些不好看。”蒋子敬连忙阻止道。
“那这么说她是站在姚氏兄弟那一边的了？”刘安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捉摸不透乔霏的意思了。
“看起来也不像。”蒋子敬摇摇头，“她言语之中似是处处站在我们的立场，似乎与姚氏并不亲厚，她的为人也不像是两面三刀的小人，以她的教育背景来看不大可能赞同司法党化，何况她答应了我们。在取消特刑庭一事上，虽然她不出面，但会暗中帮我们联系名宿元老共同呼吁。也会尽她最大的努力帮助司法独立。”
“人家常说乔家与姚家虽是亲戚，但实际上并不亲厚，反而互相使绊子，看来似乎是真的了。”刘安民轻轻吁了一口气。
“院长，那我们该怎么办？”蒋子敬是个学者式的人物。只喜欢静静地研习法律，这些政治斗争勾心斗角让他觉得十分疲惫。
“司法独立不可不提，这是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了的，我们身为法学人，不可不捍卫宪法，特刑庭自然也有取消的必要。依我来看这两点都要提。”刘安民毅然道。
正在这些主张司法独立的人士暗中酝酿着反对司法党化行动的同时，张直也对戴国瑛直接任命刘安民为最高法院院长心怀不满，只不过他还没有意识到戴国瑛的心思。这要归功于姚立言有些太得意忘形了，让他手下的爪牙们也变得看不清形势，一个个不知收敛，反倒变本加厉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刘安民是张直的宿敌，他也猜到了刘安民上位之后必然对他不利。便想了法子要进一步削弱法院的权力，他提出一个新的司法制度改革案。此案的大意是现有的法院太拘泥证据了，往往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解决之道是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的，法院或其他法定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如果得到中央党部的书面证明，则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案子，只需要党部的一纸证明，就可以定罪处罚，法院连审问的权力都没有，几乎可以算是形同虚设，完全架空了法院，就算是刘安民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司法权完全把持于党部之手。
尽管这个改革案十分荒谬，但实际上在社会上引发的影响并不大，司法部里安插了大量姚氏一系的人，自然不会对这个改革案有什么异议，这么多年来司法界的人士也都习惯了在党部的操纵之下工作，刘安民这样的独立派毕竟还是少数，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
在一片平静之中，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改革案要顺利通过了，没想到前国母乔月诃突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少见的愤怒狠狠地驳斥了张直的改革案。
自从卢林去世之后，乔月诃深居简出，不问政治，只专注于对妇女儿童的帮助扶持，抗倭战争开始之后，又亲自筹款募集物资，上前线鼓舞士气，在国人心中威望极高，在革命党中也十分受人敬重。
这是她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与政治相关的言论，言辞还是少有的严厉，怒斥张直破坏卢林极力维护的司法独立，瞬间震动朝野，引来一片议论之声，张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与世无争的乔月诃竟然会主动站出来为刘安民撑腰，一时间也慌了手脚。
可乔月诃说的话句句在理，她身为卢林的遗孀，也是他意志的继承者，司法独立是卢林生前一直坚持的，面对破坏卢林主张的行为她自然有权开口说话。
被乔月诃言辞凌厉地驳斥之后，张直的面子自然挂不住，怀恨在心，可又无计可施，只能按兵不动，还指望着他的主子戴国瑛能站在他这一边说话。
没想到戴国瑛却装作没事儿人似的，仿佛没看到这个提案一般，不作任何表态，这个改革案就像是被人遗忘了似的搁置在那儿。
若是其他人在报上发表此种言论，姚氏党羽的泼皮无赖们自然有办法反唇相讥，甚至可以泼脏水诬陷人家是反革命，可这位是德高望重的前国母，谁敢对她不敬？个个明哲保身，把嘴闭得和蚌壳一般。
张直完全陷于被动之中，只好去求自己的兄弟姚立言，虽然此举也算是向姚立言献媚，可如今的情况太过尴尬，连姚立言也无计可施，只能连连骂张直冲动。
张直委屈得很，他自忖刘安民这群书生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注定是任自己捏圆捏扁的，哪里想到会引出乔月诃这尊大佛，这些年他盯刘安民盯得很紧，自认为还算了解这位宿敌，这种清高的怪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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