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力平
内容简介:
一、“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
一、“欲重整山河,复兴祖国”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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