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在国家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国家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人民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要说孩子，就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甚至从困难中走出来的成年人，也已习惯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将注意力更加关注在个人生活的品质和个人事业的发展上。有人觉得现在是和平时期，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任人宰割，现在谈爱国主义仿佛并没有那种紧迫感，一讲起爱国主义教育，很多人就觉得是老生常谈的说教，没什么新鲜的。唯有到了我们自己研制的飞船成功载人上天，我们的运动健儿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替中国人壮了国威的时候，才重新燃起人们心中的爱国火焰，使我们的爱国情绪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2）
美国是一个主张发展个性的国家，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很强，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一到节日，大家就主动地把国旗挂起来，父母甚至是祖父母指着国旗告诉孩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在别墅区里，每逢节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面国旗，那些没挂的肯定是家里没人。我曾经问过美国朋友，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挂国旗？是不是政府部门有规定？他们回答说，政府并没有什么规定，但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人喜欢在各个方面与前苏联比较，从政治、文化到经济，时不时地贬低一下对手，我有时用俄罗斯文化巨匠的成就来举例，委婉地驳斥他们，他们显然是有些不服，嘴上虽然也承认，但总要为自己找借口，说美国的历史短啦等等理由，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祖国抚育了我们，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灵感的源泉。祖国给予我们血脉和灵魂，每个人都应该报答自己的国家，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会使人丧失做人的根本。英国诗人拜伦说得好：“不爱自己国家的人，就不会爱一切。”肖邦的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是法国人，他出生在波兰，在那里一直长到20岁，尽管他的后半生直到去世，都生活在法国巴黎，但他认定波兰是他的祖国，他对祖国忠诚不二。法国的物质生活远比波兰优越，文化艺术也要繁荣得多，但他魂牵梦绕地思念着波兰故土。他说：“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临终前他嘱托亲友一定将他的心脏带回波兰。他是一个用音乐捍卫国家的勇士。我常想，尽管波兰多灾多难，但她会为有这样一个忠诚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有些人，在国内受到了些委屈或是打击，移居到海外后，生活不过是很一般化，在我看来，与现在国内相同层次家庭的水平也差不多，但一提起在国内的一切便口诛笔伐，永远都有诉不尽的血泪史，骂完政府骂当时的领导，一肚子的怨气永远出不完。诚然，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历史是无情的，一切的是是非非后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哪位领导人在位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包括个别终身制的领导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有些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产生的特殊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而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将是铁打的营盘，要永远地存在下去。所以，千万不能把哪个领导的错误或是当时一些错误的政策当成国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口诛笔伐泄私愤，以弥补自己永远不平衡的心理，或是借此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正直，尤其是走到海外的华人，更不应随一些反华的思潮来丑化自己的祖国，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在外面总讲你的父母如何不好，对你如何不公，到处诉说自己的怨气，以此获得同情和怜悯。当然，这种人在海外也是少数，而且随着他们逐渐人到中年、再到老年，也许他们火气消了以后，能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一切，会本着向前看、宽容的心态，重新燃起对祖国的怀念和热爱之情。
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前进永远是主流。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是对民族渊源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是贯穿始终、超越时空的。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致卢梭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国家，即使他对待我们并不公正。”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诽谤祖国是最坏的行为，爱国心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有的。”伏尔泰、卢梭和巴尔扎克，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屡经挫折，其坎坷甚至常人难以想像，但他们仍以赤子之心，报效国家。伏尔泰曾因言论获罪，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又被逐出巴黎；卢梭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因作品《爱弥尔》遭通缉，居无定所，被迫流浪。但他们并没有以狭窄的一己出发，辱骂国家，而是以自己卓越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才华，爱并影响着法国，乃至世界，为世界带来光明与进步。他们用才智擎起光明的火炬，在造福于国家的过程中闪烁出不朽的光焰，照亮国家前进的方向。
所以，对于生养了自己的父母和祖国，要多念她的好处。即使她贫穷、落后，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令你着急甚至蒙羞，但她仍是你的祖国，你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黄皮肤、黑头发，改变不了。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3）
我有一位高五六年级学声乐的同学林徐伟，是位家境殷实的印尼华侨，当他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声乐大师沈湘先生学习时，正值风华正茂的18岁。本来人家千里迢迢回国是来学习的，但由于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风潮，也跟着被卷入运动。因为年级与专业的差距，我们本并不太熟，也正是因为在天津葛沽农场搞运动，同住一个小院，朝夕相处才相知相熟起来。记得那时我常向他请教声乐上的问题，也偶尔用手风琴给他伴奏，而他教我的几句发音古怪的福建话至今还记得。按理说，他家境富裕，自身条件又很好，本应该顺利地学习、成长，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他的出身背景，被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思想是家常便饭，而且还要挽起裤角和大家一起下田插秧，日晒雨淋，经受劳动的锻炼……
他的母亲回国时来农场看望他，对儿子的处境非常不理解，出于心疼，很快就把他领走了。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之后又考上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师从帕瓦罗蒂的声乐老师甘博卡利亚尼，5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米兰斯卡拉大歌剧院研究生部。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意大利的歌剧舞台上，获得了意大利音乐界的高度评价，可以说，能够在意大利这个歌剧王国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堪称海外华人的骄傲。
林徐伟完全可以在意大利安逸地享受他的后半生，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回国培养声乐人才并个人出资排演歌剧。要知道，排演歌剧是个庞大的工程，工作头绪繁多，不仅众多声乐演员和乐队要反复排练、反复磨合，还要有服装、舞台布景等繁杂的事务，一部戏一排就是几个月，时间长，耗资大，又不挣钱。每一部歌剧的投资都很巨大，这样动辄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通常只有在政府或企业的赞助才做得成。然而，2002年，奥贝拉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还是如愿成立了，借助这个平台，林徐伟不仅亲自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还资助优秀的声乐人才去意大利国家歌剧院研究生院深造，并先后排练、上演了经典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托斯卡》、《茶花女》、《波希米亚人》等歌剧全剧及片断。2004年6月和2005年11月，他在国内分别首演了意大利的经典歌剧：多尼采蒂作曲的《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和威尔第作曲的《假面舞会》。他特别聘请了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资深的导演和乐队指挥，来帮助指导和排演整场歌剧，还请来意大利及欧洲著名的歌剧演员，与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演员同台演出。这样，在意大利歌剧专家们的直接指导下，我们的演员受到了熏陶，增长了见识，整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为发展我们的民族歌剧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而这一切，正是徐伟回国做事的初衷。
刚回国时，徐伟曾与夫人——也是我们钢琴系高班同学、同样对祖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张茵女士，一起来我郊外家中促膝长谈，讲了他们想做点事情，用自己的所长报效国家，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当谈到资金这个困扰艺术界发展的关键问题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道：“都由我们自己来出。都这把年纪了，反正也带不走……”不仅我，家里人对他们夫妇私下里的朴素低调和他们做事业的执著大度都充满了敬佩之情。
掐指算算，徐伟在国内学习、生活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十年，而且还赶上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可以说国家给予他的并不多，然而，这样一个在海外奔波了大半生的人，最后把自己的所学、积累的积蓄，一股脑地都拿出来报效祖国，没有人要求，没有人强迫，他们的爱国之心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庄严的誓言，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默默的奉献，他们的爱国之情是发自心底的。徐伟回国这四年的成绩是卓著的，他们无私忘我的精神深深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也用他们的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课。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4）
其实对待祖国有些地方就像对待家庭一样，我们不能要求父母、长辈给我们多少，也不能给的多就高兴，给的少就生怨恨之气，更不能见谁家富裕就认谁做父母。记得在我姥爷病逝之前，曾让我速去哈尔滨见面，并有些心爱之物送我留念，我知道他最疼爱我这个外孙，但在临行前，父亲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任何值钱的东西都不许要，好儿不争祖业田，有本事要靠自己去奋斗。”这话当时对我刺激很大，甚至有点想不通，那种感受至今仍记忆犹新，但它催我自强不息，不靠伸手向家庭去索取，而是多为家庭做些贡献。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被广为传颂的话：“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在近代历史上，可以说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使中国延误了许多发展的良机，这使我们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尽管近三十年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令每一个炎黄子孙欣喜，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进入了继汉唐以来的全盛时期。但是，不能否认，从综合、整体的水平来讲，我们与先进国家比较，不管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花很长时间一步一步地去追赶。所以，珍惜今天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每个人都尽一份心、一份力，加倍努力去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就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爱国。
我在1980年出访日本时，我还不是指挥，是以钢琴家的身份表演钢琴独奏和为歌唱家伴奏。当时在走过的大小29个城市和地区中，不要说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音乐厅或剧院，就是在长野、熊本、秋田等地区性的小剧场，我对所使用的YAMAHA或KAWAI大三角钢琴都有极好的印象，其音色及键盘感觉都非常好，而那些大城市剧院的钢琴，甚至与顶级品牌斯坦威钢琴的质量相差无几，就是后台供练习用的立式钢琴，声音和触感也同样好。然而，同样是一个牌子在国内却很难以找到类似品质的钢琴，而近年来由合资厂生产的雅马哈更是不敢恭维，却仍旧标着不菲的价格。同一个品牌的钢琴质量相差何以如此之大？后来一次与高班同学、钢琴维修调律专家马桂林聊天谈到这个问题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将产品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最好的产品供应本国使用，第二档出口欧美及韩国，第三档出口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第四档才是销往中国等亚洲不发达国家……每档之间在用料、品质都各有差别，而且一般只有供应本国的产品才在国内生产，而出口产品通常在国外设厂生产，不占用他们自己的土地、人力和资源。据说日本其它一些产品的生产、销售也是依据类似的政策进行出口的。当最初了解到这样的情况，不禁慨叹，我们拿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艺制造出品质最好的产品销往国外包括日本，来赚取外汇，视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为上品。而别人无论是出于狭隘自私的民族意识，还是出于优先服务本国民众的理念，却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由于你在这方面的落后和不发达，别人就会轻视你。
这件事给了我深深的震动。有一些来华投资的外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觉得你弱小可欺。我们不是经常听到，国外一些厂家把落后几十年的产品拿到中国来，我们还以为是先进的产品重金购买；而对于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则严加保密，有钱也绝不出售……为什么？因为在很多的地方我们还落后。过去讲，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虽然不至于挨打，但在落后的方面仍意味着要被欺负，至少仍旧被看不起。所以，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太多太多。
在神州六号成功飞天壮举的背后，有着十余万人的参与和共同努力，大到总体的设计和指挥，小到每一个零件的制造和安装，哪一件工作不是追求完善再完善、精确再精确、严谨再严谨，哪一件工作不是浸透着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的爱国之情？正如我们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不是同样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和汗水。中国人是勤劳、智慧、充满创造力的，不亚于任何其它优秀的民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