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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刻意地再现这些受苦的场景，而是领会那种战胜厄运的精神，有时挫折和打击会让人沉下来，重新积蓄力量来应对困难，想方设法来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做出非凡的成绩。所以塞翁失马，并不一定都是坏事，要看你怎样去看待和处理。因此，在教育子女方面，一些家长的“全包式”的方法，不仅无法培养孩子顽强的品质，甚至可能耽误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苦难和挫折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3）
历史上，连许多有见识的皇族都不这么做。按理说，皇族子弟锦衣玉食、呼风唤雨，可以随心所欲，但很多帝王懂得基业传承所面临的危机，懂得生存与毁灭的辩证关系。所以爱子女，首先就要让他们具有生存的本领，有创业、守业的能力。康熙教育子女是很有名的，他对众多皇子无一例外，全都严加管束。康熙经常到皇子们读书的书房，向老师询问他们的学业并亲自抽查，皇子们习字诵文一丝不苟，寒冬酷暑日日如此。康熙还注重言传身教，亲自书写，亲自射箭，给皇子们示范。他三次亲征噶尔丹时，命皇太子代理政事，让他得到锻炼。由此可见，鼎盛一时的“康乾盛世”与康熙的教子有方不无关系。然而，到了清朝末期，“八旗子弟”又成了腐败没落、颓废、不思进取的代名词。所以，爱而不纵才是教育的真经，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东西方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西方封建时期的贵族及骑士也是从青少年时就紧随父兄上战场，在战场上厮杀拼搏，为政权和荣誉而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他们的满腔热血甚至是生命在建功立业。所以孩子们的荣誉，靠什么取得，是值得家长郑重考虑的问题。我听说现在有的家长出钱让孩子当“作家”、“诗人”、“歌手”、“棋王”……不禁让人无奈地摇头，这种越俎代庖是否能够让孩子们从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真正的荣耀？孩子们从父母的行为中又会学到些什么？
看过高尔基（18681936）作品的人，一定读过《我的大学》。高尔基的大学就是社会大学，高尔基的人生历练在他的三部曲中得到生动的体现，是十分鲜活的成长教材。记得那时高尔基的《海燕》配上肖邦的《革命练习曲》是班级活动经常上演的配乐朗诵节目。苏俄杰出作家的作品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出身，都无一例外地是在生活、精神上经受过苦难磨练的人，所以才可能成就他们那些感人至深的作品，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和人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些都对当时正处青少年的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俄国还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他创作的小说《罪与罚》、《白痴》等都十分深刻，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隐含着与众不同的复杂感受。小说的丰富内涵与作者的独特经历不无关系，作者1849年因涉嫌反对沙皇而被捕，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一刻才改判流放西伯利亚，他在那里待了10年，经常发作癫痫病，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消沉，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去写作。他说：“失去勇气就是犯罪……工作，不断地热烈工作，才是真正幸福所在。”他的作品不仅在俄国和欧洲有广泛的影响，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人读后为其感动，科学家爱因斯坦和音乐家马勒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所以这世界总是在以它特有的方式，来保持着得与失的平衡。我也经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业曾被迫中断，参加国际比赛的大门也被紧紧地关上了，还要到天津葛沽军管的连队进行锻炼，但是好在环境虽然艰苦，但一直也没有终止过学习，况且我们那时的条件在当时来讲还不算太差。而一些同龄人的状况可就差异太大了，我认识的一位杭州朋友，下乡到黑龙江北部边陲，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宿舍里连玻璃窗都没有，只有一层塑料布。一个南方长大的孩子，才十几岁就背井离乡来到这么寒冷的地方，天天早出晚归地劳动，连粗粮都吃不饱，就这样一干就是12年，个中的苦衷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的毅力和品格，回到浙江已近三十岁的他，分秒必争地拼命学习，那种吃苦耐劳、勇于挑重担的精神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工作中的顶梁柱。而那些苦难也成为他享用一生并从中汲取力量的精神财富。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是说所有的磨难都只有不幸，它也可能造就人才。像这样本身具备良好素质，饱受磨难后重新崛起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绝非少数。
还是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那些经历过肉体上的磨练和精神意志上的煎熬，并从中坚强地走出来，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创造出不畏惧困难和恶劣环境的顽强生命力。
我们现在的孩子不但物质条件比我们小的时候丰富得多，而且比我们小时候要见多识广、聪明得多，其中品学兼优又多才多艺的孩子不在少数。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经受过艰苦和挫折的教育，可能是他们的长辈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不希望后代再受苦了，也许是两代就这么一根独苗，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吃苦受累，但不管什么原因，这种护犊子的本性对于孩子都不是一种真正的负责任，一味地惯宠容易培养出“高衙内”式的子弟。
人生就如同大海之舟，有时乘风破浪，有时逆水而行，有时还会颠覆沉沦。面对无法逃避的沉浮，我们不能预期更不能控制风浪的大小，惟有不惧惊涛骇浪，时常出海磨练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所以，爱孩子的家长们还是应该放放手，鼓励孩子们去面对风浪，毕竟，今后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去主宰。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1）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有记者对我的专业背景很感兴趣，他们认为我既能弹钢琴，又能作曲，还是著名的指挥，同时熟知音乐理论和历史知识。别人能专攻并掌握好一门专业就不错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精力涉及到那么宽泛的领域？是精力特别充沛呢，还是学习有秘笈？
其实我能做到的，许多人也能做到，只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或是做了，却没有机会让大家了解。我所做的，毕竟还是在同一个领域内的拓展延伸，只是涉猎范围更宽泛些，并没有离开我的专业；其拓展延伸，似乎也合乎常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追根溯源，我还是得益于很多前辈的指教，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
前面曾多次地提到，姥爷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初的导师。我四五岁时，姥姥去世了，姥爷便与我相依为命，将他的全部情感寄托在我的身上，竭力向我传授他认为的所有有用的知识，教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姥爷注重传统美德的教育，让我从小学习忠、孝、仁、礼、义等这些做人的品质，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经常让我和小同伴们一起去小人书铺借各种连环画（小人书）看，有时间便给我讲《水浒》和《三国》的故事。记得他特别崇尚三国时关羽的忠贞、勇猛、守义的品质，视之为中华民族完美男人的楷模，还把关羽的像挂在墙上。关羽红彤彤的脸膛，长长的美髯，绿色的袍子，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所以我在自己的家中，也摆放着一尊关羽的青铜塑像。姥爷还不辞辛苦，每天雷打不动地送我到哈尔滨中国十二道街的岷山武术馆练武术，然后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在那里压腿、练拳、练刀剑。在那个宽敞的地下室里，飒爽英姿的师兄师姐们既友善又和气，个个舞刀弄枪，那种和谐友爱的集体氛围，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温暖而美好的回忆。姥爷对音乐特别喜好，也鼓励我学习乐器，从口箫、竹笛、口琴、小手风琴、二胡、小提琴、大众琴到钢琴。其中有自家的，也有孩子们之间互通有无的，大家互为老师、互相学习，谁会得多就会受到大家的尊重。每逢星期天，我随舅舅和他的同学们去松花江畔，听他们合奏《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美妙的乐曲令我流连忘返、心旷神怡，那真是令人神往和留恋的幸福时刻。尽管从现在专业角度来看编制不对，编配、和声也不讲究，但仅仅有那美妙的旋律及各色乐器的复合交映就够了，演奏常常引得在江边散步的游人驻足，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让我这个在一边助威的儿童也觉得无比自豪。
那时，姥爷保存的一些俄罗斯画家的画册和俄罗斯风景明信片，也常常令我陷入无尽的遐想，而那些快转的老唱片更为我展现出一个美妙、新奇的世界，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后来，我在哈尔滨马街小学上学，上一、二年级时，这些课余的学习和活动内容仍旧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陶冶了我的身心，奠定了我做人的基础，也锻炼了我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的精神。姥爷不仅为我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我学会了一些技能和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色彩斑斓、广阔天地的大门，鼓励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汲取各种知识的养分。
到北京后，我在业余音乐附小学习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凌安娜，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音乐知识全面的老师。凌老师不但教我们弹钢琴，还为我们的合唱课弹伴奏。她伴奏时大多是用旋律谱，而不是钢琴伴奏谱，但她弹得不仅音色丰富，甚至很华丽。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都是她自己编配的，只是惊讶怎么所有的歌她都会，觉得她真了不起。后来在一次上钢琴课时，我大胆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告诉了我其中的奥妙，她说，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再系统地学习和声、复调和各种织体，慢慢地也就能够做到这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此，我便产生了既要学好钢琴又要学习作曲的强烈愿望，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想法，尽管由于年纪小净是错别字，但这是我作曲理想的开端。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2）
后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钢琴和作曲能力都非常强的潘一鸣老师的班上，他开始较系统地教我，拿过一首歌曲，如何很快地选用最恰当的和声、织体编配出与歌曲内容最贴切的钢琴伴奏，这为我以后的作曲配器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础，使我受益无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声乐演员的现场伴奏大多是用钢琴，不像现在都如同卡拉OK一样，用伴奏带千篇一律地重复。那时，比较走红的演员每场要唱七八首歌，但只有两三首歌有伴奏谱，剩下的要靠自己编配。但是由于编配伴奏的演出效果往往更好，所以到后来殷秀梅和蒋大为在演唱时，干脆不用原有、现成的钢琴谱，希望我“随便”弹。而与李谷一的合作更是想起来让人后怕，她演出时，几乎每场都要加演五六首，有一次预先准备的加演完了，观众仍不让她下台，她随手给我一张歌片，然后急匆匆地对我说：“三段词，两段后间奏，结束给我三个和弦，我有动作。”说完我们就上台了。到了台上，我鞠了一躬又下来了，大家热烈鼓掌，李谷一赶紧跟着下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还没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调的呢。就这样没经过任何演练就上了台，居然把这首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子咔嚓响》合得严丝合缝，无一丝破绽。实践的舞台最能锻炼人，临场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这样通过一场场实战练就出来。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声乐技巧考试中，考题中有近百首歌曲，大多数歌曲都没有钢琴伴奏谱，而且时间比较紧张，所以请了几位钢琴伴奏都不肯干，纷纷退出，最后比赛临近才不得以让我暂时“顶一下”，但这一顶就顶到了大赛结束。这些都多亏了从小在老师的帮助下练就的童子功，以及丰富的实战经验。
后来，和朱工一先生学习音乐，感受更多。朱先生不仅具有杰出的钢琴、作曲和指挥才能，还具有儒雅的风度、渊博的知识和真诚待人的美德。他讲课内容丰富，经常讲到一个乐句、一种风格时，会涉及到中外文化的许多内容。上协奏曲课时，更是生动细腻地从作品分析到如何写作，有几种写作的可能，演奏如何看指挥，自己要指挥的话应该怎样顾及到钢琴独奏等等，经常是一讲就两个小时，兴趣所致，还穿插一些他自己当年生动有趣的例子。他曾严肃地告诫我：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一定要多多地积累知识，多学几种技能，除了钢琴，起码要把作曲、指挥、中外音乐史搞明白，并能熟练地掌握应用。学得太单一很容易练成匠人，要学会全面立体地学习。他的话对我影响至深，我一直默默记在心里，即使在十年浩劫的动荡时代，我也从未停止过自觉而用心地学习。
看上去不相关的知识，其实相互之间有时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我们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才能了解它们之间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的作用。我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听过傅聪讲学，他在谈到音乐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时见解独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