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所以，他的“备忘录”干脆从昆德拉推荐的“轻逸”德性开始讲起。 就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向下一个千年推荐的德性的具体蕴涵来说，这两位叙事作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例如，关于轻逸的价值，卡尔维诺说的那些颂扬昆德拉的话就未必是昆德拉的意思。但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都自觉地把清算传统道德谱系、提出新伦理看作小说家的世纪末使命。卡尔维诺觉得，昆德拉在前一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向下一个千年推荐什么新的伦理价值，倒还有进一步讲清楚的必要，于是，他讲述了轻逸、迅捷、确切、易见、繁复、连贯的德性。这些讲述看起来在讲小说的叙事方式，其实说的是人的生存德性——卡尔维诺所谓“存在的功能”。轻逸是首先值得推荐的生命德性，它指信赖看起来注定要消亡的东西，“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的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凝重，让人像植物——比如根深植在土地里的忘忧树——那样经受生命。迅捷指这样一种生命感觉：让现代生活中时间相对性的逻辑显露出来，挽留住极为短暂的时间，或捕捉到相距遥远的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标准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共同营构的如烟似雾的生活形象中，小说的朦胧叙事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赤裸裸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由于叙事是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的大敌和女儿，叙事成了生命个体在属己的偶在中经受的内部强烈震荡，碰触到“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 叙事的易见有如雨水般洒落的想象，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思维方式，使个体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窒息，或者化解成为混乱不堪、过眼烟云般的白日梦”。 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面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如果说《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要旨是推荐现代之后的伦理价值，那么，昆德拉的“小说理论”的要旨首先在于说明这些伦理价值是如何出现的，与现代之前的伦理观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以及小说的叙事在这些现代之后的新伦理形成的历史经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现代小说兴起之谜
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成了伦理学文学或者说伦理学成了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这是现代性事件。 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提出了什么样的德性？ 在我们体味过一些小说家讲过的故事后，现在是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了。《小说的艺术》开篇讲了这么一件事：现代的两位大思想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流布甚广的论断：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或生存）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在指出这一点以后，昆德拉跟着就反驳说：这种现代性论断只对了一半。 没错，现代哲学和科学热衷于构造形式理性的观念世界，遗忘了个人切身的生活世界。可是，在近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昆德拉的这一断语差不多在说，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标志，尽管古时候已有叙事，但还不能称之为小说。小说是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另一面，上面印满了欧洲近代四百年中无数的个人生活的花纹，“小说的道路画出来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 昆德拉说近代哲学遗忘了人的生活世界，实为夸张。笛卡尔让思想的原则数理化，哲学思想才几乎主要成为自然世界观的表达，才变得与关乎个体的人生叙事无关。在这一意义上说，小说的兴起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还算恰如其分。但是，昆德拉难道不知道帕斯卡尔、伏尔泰、哈曼、赫尔德、基尔克果、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这些哲学思想家哪一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如果昆德拉不是对近代哲学思想的历史无知，这种忽视就是故意的。 昆德拉故意忽视近代哲学的非理性一面的理由，是否就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既然近代哲学思想家并非个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不是仅仅因为小说关注具体的人生。 究竟什么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称塞万提斯为欧洲小说的开山祖，他以为可以通过回答“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想说明什么？”来回答这一问题。 据昆德拉说，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连串生命疑问。塞万提斯弃绝了对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的渴望，弃绝了宗法式的生活伦理的欲望：“在理解之前进行判断，诸宗教与意识形态即建立于此欲望之上”。说到底，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肯定或认可了人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模糊性。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说在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历史花纹上刻写的道德纹章。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 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艺术》，4页） 好清楚，不是吗？这哪里是在讲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所谓的小说技巧？ 小说的兴起——或者现代性的出现，根本是一个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原来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恶的上帝，如今，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谁和如何被放逐的，还不清楚。不过，这无关弘旨。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就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过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阳光普照的大地，万事万物的样子一清二楚，所以，人们不需要小说，有上帝给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则就可以了。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们才需要小说。 小说能够发现、而哲学和科学发现不了的究竟是什么？是“在终极悖论”条件下，所有存在的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显然不是，因为哲学和科学也发现了这一情形。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并不在于它关注个别人的具体生活，甚至也并不在于它看到了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过程成了充满不可解决的悖论处境。“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岂止是小说家？帕斯卡尔、康德、叔本华、基尔克果、韦伯、巴特（Karl Barth）到当今的柏林、利奥塔、德里达，都“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甚至科学都不乏如此关注和看到——社会科学搞调查、统计，不是对个别人的具体生活关照入微，并力图经验－实 证地归纳出上帝不在时人们赖以生活得更好的道德法则？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究竟提供了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唐？吉诃德》的主题是冒险。昆德拉问，“三个世纪过去，在冒险这个小说的第一个主题上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是：小说的道路以生活的终极悖论告终。 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如果只是提供这种承受力量，还不能说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说能够提供的，如卡尔维诺所说，“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人们的感受”。 这种现代哲学和科学没有、也无力提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昆德拉说来说去都没有讲出一个名堂。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这才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 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小说呢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过去教堂里喃喃祈祷的时间和空间。
自由主义小说伦理
熟悉近、现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的人都清楚，现代小说伦理并非就是昆德拉说的那个样子，还有别的小说伦理。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并不是现代小说提供的唯一伦理，而只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昆德拉讲的是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叙事的陪伴，而不是叙事的动员。 现代哲学史上一直有人想以种种方式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重新整饬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典型：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理性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尽管不同，却属于同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基尔克果的信仰跳跃或尼采的生命沉醉。昆德拉抨击、嘲讽前一种方式，对后一种方式含糊其词。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伯林在谈到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穆勒时说： 穆勒并不要寻找或预测人类问题之终极解答，需要有什么理想条件，也不要求人类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见解都归于一致。他认为：最终定论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且还暗示，最终定论并不值得争取。 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传人、分析哲学家说： 伦理领域是一个只有各种个别真理而没有真理体系的领域，换句话说，要求一个人均一地注视生活而同时又要求他注视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样都做。……这样，伦理领域就是一个不同的、肯定互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类生活形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对于这些互不兼容的形象尽管在实际上未必能经常地做到忠诚，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陈述本身不仅可作为对情况的一种描述，也可作为对于评价多样性的肯定评价。这种多样性的任何减少，都会使人的光景变得贫乏起来。矛盾形象的多样性本身正是一个人对于人类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 与现代小说史相平行，现代哲学史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终极悖论告终的人生价值论。以为自由主义仅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学说，显然搞错了，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与英式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对他的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讲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雾。如他所说，真正的“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不过，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 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这一不兼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艺术》，11页） 不难看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凡此哲学和伦理学都是现代之前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残余。总想把人生中的悖论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决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决，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