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官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觉得沉重、艰辛——来获得。卡吉娅的“幸福”的别名之所以叫“邪恶”，就因为身体只为了身体的快乐，就好像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说的，为了艺术的艺术就是邪恶。 听苏格拉底讲“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的色诺芬本来想问：为了能体验到美好的生命，让身体承负灵魂而变得辛劳和沉重是否真有必要？“等待对美好事物发生欲望的耐心”是否必需？走向美好的生命时辰，为什么就“不能抄近路”？生命之路为什么不可以走得轻逸些？ 老师苏格拉底既然没有进一步说，色诺芬便不敢多问。他只是觉得，苏格拉底最后的那句话语重心长：“你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对你当前的生活好好地加以考虑，那是值得的。” 苏格拉底尽管没有给自己的学生一道道德指令了事，而是让学生们“好好地加以考虑”，但他复述普罗狄科讲的故事时的讲法已经铺设了“你必须与阿蕾特一起生活”的伦理指示。 自有言语以来，男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叙事形式述说着相同的话题：关于男人自己的躯体及其与另一个或一些身体的种种纠缠。每一个“我在”的身体都诞生于偶然，我在的言说就是偶在之偶然的肉身性呢喃。言说是男人没有身体的躯壳渴慕女性大地般的身体时发出的嘘气，男人渴慕肉身的呢喃缭绕着女人的身体，以至于女人的身体以为那就是自身需要的气息。卡吉娅和阿蕾特说的那些话，看起来好像因为她们的身体感觉不同，其实是男人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用言语编织的自己对女人身体的伦理想象。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 苏格拉底的叙事是他编织的伦理言语织体，这且不管。我关心的是，在面对这两位女人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彷徨时，赫拉克勒斯究竟怎么办了。这两个女人是不同的“幸福”，赫拉克勒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在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获得幸福，使自己的躯壳重新胀满，这可意味着选择该走哪一条人生路啊！ 赫拉克勒斯最终选择了谁？其生命的结果又如何？
托马斯的命运与两个女人的身体
赫拉克勒斯面对两个女人的身体期许，感觉自己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苏格拉底的叙事掩盖了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近两千年。当时，色诺芬向苏格拉底刨根问底是不可能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的不同的自然欲望有平等的权利。现代的启蒙运动以后，同样经过男人们的叙事，自然欲望有了平等的权利——比如，丹东通过妓女玛丽昂为卡吉娅的感觉正名，才可能有人——譬如说尼采——顶撞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身体感觉有差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苏格拉底犯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所谓“邪恶的”与“美好的”谓词，就使卡吉娅和阿蕾特不同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上不平等。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的启蒙，就是要勾销这种身体感觉差异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现代启蒙之后——不同的身体感觉平等以后，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是否没有了？ 在启蒙后的现代气候中，昆德拉编织了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相似的关于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身体的故事：《笑忘书》中的卡瑞尔与伊娃和玛吉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① 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相逢与两千多年前普罗狄科讲述的赫拉克勒斯故事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昆德拉想把普罗狄科讲过的故事接着讲下去。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都隐瞒了赫拉克勒斯最终的选择，我们不知道赫拉克勒斯如果选择了卡吉娅会怎么样，或者选择了阿蕾特会怎么样。昆德拉讲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故事，差不多等于提出了色诺芬当时不敢向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赫拉克勒斯当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色诺芬想问的也差不多是这类问题。问题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 特丽莎像阿蕾特一样自荐后，闯入托马斯的独处生活，把托马斯的心搅乱了，就像当年阿蕾特把赫拉克勒斯搞得心神不定。这倒不是因为托马斯在特丽莎说话之前已经挽住了萨宾娜向他先伸出的丰润的手臂，已经体感到自己的躯壳与萨宾娜的身体肌肤相融，而是因为特丽莎的出现泛起的美好涟漪把托马斯搞得魂不守舍，使他感觉到身体感觉还是有美好和无关美好的差别。在价值感觉启蒙之后的时代，托马斯重新面临那个让赫拉克勒斯伤脑筋的问题：“美好的”身体感觉是否在价值上高于无关美好的——已经不能说是“邪恶的”——身体感觉。 萨宾娜像卡吉娅那样许诺，不给托马斯带来生命的沉重感：生命是享受，而非辛劳和沉重。苏格拉底的叙事中隐含的道德指令是：“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托马斯与特丽莎相逢后，昆德拉却让托马斯老问自己：“为什么非如此不可？”为什么一定要与特丽莎一起？托马斯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一样，仍然面临两个女人身体的差异：感觉的快乐与感觉的沉重。如果没有身体感觉的差异，托马斯就没有什么可彷徨的了，选择哪一个身体为自己的生命伴侣都可以。 这就是现代男人顶撞苏格拉底时提出的疑问。 什么叫生命的沉重？昆德拉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的讲法差不多：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页） 在现代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身体沉重的含义没有变，改变了的是对轻逸的评价：什么叫轻逸？与萨宾娜一起（说与卡吉娅一起也一样），生命显得轻逸，有什么不可以？昆德拉让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轻逸的丰润，又选择了特丽莎沉重的美好。 托马斯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不仅现代男人有询问生命的幸福的权利，现代女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因此也要关心，萨宾娜和特丽莎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
萨宾娜颠覆“美好”的幸福
托马斯在两个女人身体面前的彷徨与赫拉克勒斯的彷徨不一样，因为现代男人的言语季候变了。现代之后的季候是，女人的身体感觉已经没有邪恶与美好、淫荡与轻逸的价值不平等，只是感觉价值的不同而已。 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卡吉娅的身体为了感觉的感觉被判为邪恶、淫荡，在感觉价值的谱系上与阿蕾特的身体处于对立的低下位置。在昆德拉的叙事中，萨宾娜的身体与特丽莎的身体尽管仍然有差异，仍然与不同的幸福相关，但是，这些身体感觉或幸福的差异不再具有道德对立的含义，不再像邪恶与美好之类的对立听起来那么刺耳。两种身体感觉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如妓女玛丽昂在法国大革命中说的：鲜花也好、玩具也好、圣物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这意思不是说，两种身体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差别，而是说，它们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别。 托马斯坦然地与萨宾娜一起玩各种性游戏，体感到卡吉娅向赫拉克勒斯许诺而赫拉克勒斯没有福分享受到的各种快乐滋味。可是，人们不能忘记，托马斯能坦然地挽住萨宾娜的丰润手臂，是经过一番艰辛的。卡吉娅必须先起身造反阿蕾特关于“美好”的言说，颠覆她“美好的”生活想象，才可能有托马斯的坦然。如果阿蕾特关于生命的“美好的”想象曾经是令人感动的——感动了男人和女人两千多年，那么，卡吉娅就必须颠覆这种感动。这是卡吉娅争取价值感觉上的平等必须展开的一场关乎自己身体感觉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昆德拉在托马斯的叙事中让萨宾娜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让卡吉娅的身体感觉抵制阿蕾特的身体感觉在生命中的传统领导权。萨宾娜的身体成了感觉价值平等的担纲者，她好像是妓女玛丽昂的再生。在萨宾娜身上，卡吉娅－玛丽昂的身体感觉聚集为一种颠覆性的关于“媚俗作态”的理论。 所谓“媚俗作态”指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区分邪恶与善良，为美好而感动等等。颠覆这些赞美、区分和感动的话语方略一是重新命名——不再称为美德，而称为媚俗，二是用归谬法的皮鞭抽打——比如用昆德拉的说法，媚俗就是认为“大便是不道德的”。 媚俗就是对大便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64页） 这个以大便为象征的人类生存中基本不能接受的价值范畴其实相当广泛，也相当具体、因人而异，因为是人的自然感觉的范畴。比如说，萨宾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自慰时的亢奋，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这是身体的自在感觉，为此感觉不自在，就是媚俗作态。抵制媚俗作态，意味着颠覆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区分。在《笑忘书》中，昆德拉讲述过一个叫爱德维格的女孩子，她的身体感觉几乎就是妓女玛丽昂身体感觉的重复： 爱德维格拒绝某些烦人的习俗。譬如说她拒绝接受像光着脸是雅的，光着屁股就不雅这种观念。她不懂为什么从眼睛里流出来带咸味的水是高级的、富有诗意的，而从膀胱里排泄出来的却是讨人厌的。（《笑忘书》，262页） 从卡吉娅到妓女玛丽昂、再到萨宾娜的身体感觉，刻画出欧洲生活史上一种伦理诉求兴起的痕迹：感觉价值的无差异。在卡吉娅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被她的敌人（苏格拉底一类的男人）取了个“邪恶”的绰号，而她的朋友则称为“幸福”。以后，卡吉娅的感觉诉求受到制度性的压制长达一千多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的正当性才重新得到一些男人们的辩护——免不了有人要为此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到了萨宾娜的时代，这种伦理诉求已经理直气壮了。 其实，阿蕾特并没有否定身体本身的幸福。阿蕾特和卡吉娅都不会赞同老子的说法：“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吾身是幸福的基础，幸福是我的身体偶然在世的生命值得享有的。幸福总是身体的幸福，没有身体，就不会有幸福这回事。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对立是“太初有爱欲”与“太初有言”的对立，对她们俩来说，是不会有第三种可能的——比如庄子所说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身体是第一性的。问题只在于，是否必须让身体拉住神明的衣襟才算真实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为什么不能算是美好的时刻？ 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在现代叫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的价值诉求在气势上占了上风。阿蕾特沉重的肉身感觉所谓美好的生命情感，被萨宾娜的媚俗论从根本上颠覆了。阿蕾特（美德）——在现代叫特丽莎——是年逾千祀的“美好”意识形态的化身，要颠覆它得花很大的力气。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她也难免媚俗：当她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和睦的生活，看到他们“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与众不同的是，萨宾娜能够马上嘲笑自己的泪水——可笑的泪水。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 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萨宾娜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72页） 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至于这品质是否高贵，就是另一回事了。阿蕾特当初对卡吉娅说：“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如今，萨宾娜对特丽莎说：一切所谓美好的景致和声音都是骗局和谎言。 昆德拉这个男人对萨宾娜的颠覆行动作了深度解释。 据说，欧洲所有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背后都有一种信念——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这一信念出自相信存在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存在之所以是美好的，就因为它据说是上帝创造的。“太初有言，圣言就是上帝。”阿蕾特的神明，是希腊人的上帝，所以她要赫拉克勒斯的身体顺从神明的言语。法国大革命以后，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获得了自体自根的权利，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高贵的美德（不媚俗），就是因为那个据说创造了存在的上帝被赶走了。 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邪恶的是男人，颠过来说成美好的，也是男人。卡吉娅早就说过，她有敌人和朋友。卡吉娅当年的敌人中，最极端的是柏拉图。据说，在《克拉底鲁》中，柏拉图修改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把身体说成虚幻的东西，灵魂才是实在的： �垺 * �垺 。ň菟瞪硖迨橇榛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