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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