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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娥执政十年，并没有大力更改真宗皇帝的政治路线，真论起来，她只做了一件违背真宗皇帝的事，真宗皇帝生前迷信道术，大修道观，招集了无数的‘能人异士’来讲道炼丹，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刘娥执政后，把这些‘能人异士’全打回了原形，还拆去了一些道观，可以说这是她执政期间做的唯一一件有违真宗意志的事。
高滔滔呢？她一执政便把新法废除，把神宗皇帝一生的心血践踏在地，神宗用的大臣一律贬谪，她用的还是‘以母改子’这样可笑的借口，按儒家的理念：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试问高滔滔有什么权力去改动神宗皇帝的政治路线？司马光等人自称儒学大师，却弄出‘以母改子’这样的借口来，这块遮羞布简直漏洞百出，连主要的‘部位’都没能遮住。
同样是母鸡司晨，高滔滔与刘娥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而韩忠彦等人还让赵煦学习仁宗皇帝，不议论高滔滔执政期间的得失，其内在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让赵煦别追究他们这九年来的胡作非为，其心可诛！
第二点，韩忠彦一直非议用兵西北，‘愿以所取之地弃还之，以息民力’，很好，很强大，又一个割地求和的。
纠住了这两点，韩忠彦不倒简直没天理！杨逸不知道礼部尚书府的那位老太婆作何感想，反正韩忠彦被踢到定州凉快去了。
别忙，以上只是活着的，司马光和吕公著，这两位废除新法的罪魁祸首还在另一个世界逍遥法外呢！别以为死了就万事大吉了，就算跑到如来佛祖那儿去，新党也要追回绳之以法。
天灵灵，地灵灵，斩妖除魔三界任我行！
风暴所过之处，司马光与吕公著所有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荫全部追回，司马光谥‘文正’，这是文臣最高的谥号，你司马光不配！作废！那块‘忠清粹德’碑也砸了！免得给大宋丢脸！
这样就完了吗？不行！
光追回这些太便宜他们了，于是对这些罪臣的子孙展开了新一轮的审查，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第一个被纠了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的句子。
很好，当初蔡确写了句‘睡起莞然成独笑’，你们就问他笑什么？贬到了岭南去，玩文字的活计可不只是旧党才会，而且吕希纯这两句话把高滔滔捧得胜似舜尧，至高无上，抓他可没冤枉他。
赵煦听了气啊，高滔滔在时你们阿谀奉承，把屁股对着我，死了你们还对她大肆鼓吹，眼里何曾有我这个皇帝？贬！贬得越远越好！
除了吕希纯，大批旧党要员的后人也纷纷落马，朝野之中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新党以最猛烈的反击还以颜色，等于是重重地打了皇宫中某位老太太一个响亮的耳光。
杨逸这回是积极加与了进去，韩忠彦的许多资料就是他搜集的，而且他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他在新党与赵煦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有他跟在赵煦身边，随时掌握赵煦的情绪，适时而动，打击的效果十分显著。
天子近臣啊！有时候比首相还牛！这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真的很爽！
但爽过后呢？
事情到了这份上，相信大家心里都发毛了，再这么搞下去，非把大宋搞残不可，这天杨逸主动找到章惇，希望他能出面能把新党要员招集起来，大家沟通一下，章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两眼，同意了！
这次‘奸臣大会’不再是在章惇府上，而是在宝文阁，还是原来的那些‘奸臣’，而杨逸自己在经过这轮大清算之后，在旧党眼中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奸臣，只是参与的多了一位‘昏君’。
把地点先在宝文阁是章惇的意思，事无不可对人言，现在各人都是朝中的梁柱，若是再避开赵煦时常私会，章惇不屑为之。
众人的目光大多落在杨逸身上，杨逸明白大家都知道招开这次小朝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了，现在的新党没人敢再小看他，虽然他的还只是个六品官。
杨逸起身先给赵煦施了一礼，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臣一直很佩服王荆公的操守，王荆公为政，向来是以革新为目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
第一卷第076章量身打造
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
李清臣，为了新政，不计个人荣辱，明知事不可为，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
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象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